乌 兰 夫

（一）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在今乌兰浩特成立。当时，内蒙古东部地区是东北根据地的组成部分，也是东北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内蒙古民族和其他民族人民，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建立政权 安定后方

    "七大"前，中央决定我去蒙绥地区工作，任蒙绥政府主席。参加"七大"后，我就离延安北上，途经山西偏关，适值日寇投降，遂和吕正操等同志一道到今内蒙古的商都。其时因绥远省城被国民党抢占，我又从暂驻商都的蒙绥政府赶赴张家口，见到晋察冀中央局书记聂荣臻。他留我先在晋察冀中央局工作，告知我德王已经逃跑，伪蒙疆政府留下一批人，让我去处理安排。这样，我便着手清理伪蒙疆政府留下的这个烂摊子。

    "八一五"日寇投降以后，伪蒙疆政府和伪满兴安总省随之倒台。我们正在挺进途中，人民政权尚未建立，伪军警宪特仍在为非作歹，土匪十分猖獗，社会极不安定，各种势力都在竞相活动。国民党则妄图攫夺抗战胜利果实，抢占了内蒙古一些地区，并笼络少数王公贵族，向一些地区派遣特务，秘密建立国民党党部。与此相呼应，在国民党中央任职的一些蒙古族上层人物，也从南京北上，大造"内蒙自治"的舆论，力图把内蒙古重新置于国民党统治之下。对于国民党，内蒙古广大人民，甚至包括一些民族上层在内，早已深恶痛绝。他们对过去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大汉族主义统治的罪行记忆犹新，因而不抱任何希望。但少数曾在伪蒙疆政府和伪满兴安总省任过要职的一些官僚政客和王公贵族，却打着民族的旗号，搞所谓"内蒙古独立"和"内外蒙合并"的活动，企图窃取内蒙古的领导权，继续维护他们的封建统治。而广大的内蒙古人民，对于抗战胜利无不欢欣鼓舞，渴望早日获得民族解放和民主权利，摆脱被奴役的贫困落后状况。他们只是想怎样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汉族主义统治，而实现这个美好愿望，还缺乏明确方向。因此，当时内蒙古的形势和全国一样，同样面临着两种命运和两个前途的抉择。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领导内蒙古人民取得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自然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1945年9月9 日，在苏尼特右旗出现了一个"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聂荣臻传达中央指示，让我去处理这事。10月问，我轻装简从，只和奎璧等少数人到了苏尼特右旗。当时不仅看到这个为时月余的"临时政府"还每天打铃上班，升降国旗，而且获知它已派出外交使团，去谋求外援。其中政府头目，是伪蒙疆政府的法院院长补英达赖，成员包括一些王公贵族等上层人物和一批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我去后积极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向他们指出，我们主张国内各民族共同斗争，共求解放；主张内蒙古实行区域自治，不是什么"独立"；特别说明，内蒙古长期发展的历史，尤其是近代的革命斗争历史，已经把蒙古民族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要使内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不但各方面不能认可，就连蒙古族人民也不会允许的。所谓"内蒙古独立"，对内蒙古民族的解放和全国革命的胜利都是不利的。在此期间，我注重了做青年工作。广大青年是愿意革命的。我们开座谈会时，向他们说明：补英达赖是蒙奸，张家口还在通缉他，你们选他做主席，行吗?他们在讨论中，开始时虽然有人不服，但是绝大多数青年，因为认识到补英达赖是蒙奸，便都愿意进行改选。于是，我将一步路分成两步走：先进行改选，再创造取消它的条件。在改选中，他们选我为这个政府的主席，政府成员里还增加了另几位中共党员。我商得大家同意，在上任后的第三天就下令往张北搬家，并就此停止以这个政府的名义发布布告。事后我返回张家口，立即向晋察冀中央局和党中央报告处理这一事件的经过和所了解到的内蒙古各地的情况，同时向中央请示，准备成立一个领导自治运动的组织，以便开展工作。

    1945年l0月23日，中央给晋察冀中央局和晋绥分局的电报指出："在目前我党控制热察，发展东北，取得华北优势的方针下，内蒙在战略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适当地解决内蒙民族问题，不仅关系内蒙民族本身的解放，而且能够建立我党我军巩固的后方"，"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首先从各旗开始，争取时间放手发动与组织蒙人的地方自治运动，……准备建立内蒙自治筹委会的组织，统一各盟旗自治运动的领导"。同时指示我们：要加强广泛的统一战线，对民族上层应积极争取他们参加自治运动，使我们打击的对象缩小到最小限度。对蒙古伪军的处理亦应与其它伪军不同，除最反动者应武力解决外，一般应采取宽大政策，对愿意转变者，即可改编，逐步改造。电报还嘱咐我们要教育到那里工作的干部尊重蒙古人的风俗习惯，要我们大力培养民族干部，举办有利于蒙民的各种文化、经济建设事业及社会公益事业。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