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分得了耕地或草场的鄂尔多斯农牧民以高昂的积极性从事农牧业生产，建设着自己的家园。新中国成立初期，鄂尔多斯的农牧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56年，全盟粮食产量达到了2．15亿公斤，人均占有粮食370公斤，创下了历史最高水千。

    可惜，这段良好的发展时期太短了。主观意愿共产主义及早到来的激进思想使中国经济误入了一片沼泽。1958年以后，人民公社化使中国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存在了严重的不协调。与全国各地一样，鄂尔多斯也卷起了共产风、浮夸风、冒进风。大集体一平二调，干部瞎指挥生产，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情也发生在了鄂尔多斯。许许多多的农民肩挑身背，从老远路上运来“铁矿”，放进自己垒砌的土高炉里,拉着家用的风箱炼铁，结果炼出了一堆堆的废物；一些农民每天从家里起身步行三、四里路到集体食堂吃饭，饭后再步行到集体的田地里劳动。违背客观规律、拔苗助长式的做法，再加上接踵而来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使刚刚开始发展的鄂尔多斯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随后而来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大地遭受了一场浩劫。当然，鄂尔多斯也难幸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使农牧民“放下锄头闹革命”，整天贴大字报、写批判稿，甘于“宁要社会主义的穷，不要资本主义的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严酷，彻底断绝了农牧民的多种经营致富道路；“大锅饭”、“大集体核算”严重地挫伤了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以行政手段推行的“大寨经验”，使鄂尔多斯许多地区不能因地制宜地进行生产活动，空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从1957年到1977年的20年间，全盟的粮食产量始终徘徊在2亿公斤左右。到1978年，全盟人均占有粮食仅仅185公斤，比1956年人均占有粮食数量少了一半。全盟有近200个生产队“倒分红”，有70％的农村生产队吃返销粮，有80％的社员超支欠款，户均超支欠款220元。全盟社队累欠国家贷款6000多万元，有相当多的生产队其全部集体家业也不足抵还国家贷款。那时候，鄂尔多斯许许多多的农牧民仍然过着吞糠咽菜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