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请款成功，校内对我信任益坚，我辞职的话提不出来了，于是安心整顿校务。北洋为国内最老的新式学校，因而也有一些旧的传统习惯需要打破。最妨碍教育进步的为“贷书制”，即将教科书借给学生，于毕业时交还。其时由于学校经费日紧，无力每年购换新书，于是教本日益陈旧。我在南京时，遇到一位方鸣皋先生，他能将原版书不经照相来翻印，成本甚低，我就请他来北洋，主持翻印教科书事，印出的当作讲义，无偿发给学生，于是全校所用的教科书，每年可以全部更新，师生都很满意。

    我在沪宁接洽“中比庚款”时，乘便延揽新教授，果然请得科学界老前辈胡敦复先生主讲物理学，卢恩绪先生担任土木工程学。胡先生是清华学校（后来发展为清华大学）创办人之一，在我国科学界负有重望。卢先生是辞谢清华大学工学院长职不就而来北洋的（后来仍去清华任院长）。得到两位名师，院内师生兴高采烈。

    在南方时，杭州北洋校友约我去报告院务，他们本来准备发起募款运动，为母校造大楼，因知“中比庚款”成功而作罢。

    一九三○年春，院内忽起风波。多年来，院内教授常有每星期往北京各大学兼课的，愈演愈烈，以至有的教授需在星期日上课，招致学生不满。于是我和这几位教授进行谈判，请他们或在北洋或往北京，不能兼任。他们就一面辞职，一面鼓动学生，说我排斥好教授。受鼓动的学生中有几位认为我当院长是由于他们的“拥戴”，而我一年来并不大听他们的话，他们就想“换马”，于是鼓动风潮，使我难堪。我本来无意于行政工作，于是一再向教育部辞职，并去南京面陈内情，终于得到同意，另派蔡远泽先生继任。

    一九三二年，李书田先生继蔡先生为院长，约我回北洋任教授，先是兼职，后为专职。我仍担任结构工程课，对教授法又有所改进。

    一九三三年三月间，我接杭州友人来信，约往杭州谈钱塘江桥事，八月间辞北洋教职，在杭州就任桥工处长职。

    一九四一年中国工程师学会在贵阳开年会，举行三十周年纪念会，北洋校友到会的很多，开过一次全天的会，商议复校问题。因北洋在日寇侵入天津以前，迁往西北，并入西北工学院。李书田先生和我商量，在贵州复校，我那时在贵州平越县（今福泉县）任交大唐院院长，因和李去附近的一块地方看校址，可惜未有结果。

    一九四六年初，因抗日战争胜利，迁往内地的各大学均迁回原址，北洋大学亦迁回天津复校。经过北洋校友的努力，教育部于这年六月发表“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约我为委员兼秘书，不久即由委员会推荐，由教育部发表我为北洋大学校长，但我因钱塘江桥在抗战伊始为我方自动炸断，这时我正在杭州负责修复，一时不能到职，由教育部发表教务长金问洙先生为代理校长。

    一九四七年九月，我从南京飞到北平转天津，往北洋探望诸旧友，对他们在抗战中转徙流离之苦，表示慰劳。同时，为了安定校内情绪，想在了解校内情况后，向教育部建议善后办法。我向校内负责同人，特别是金问洙、李书田、陈荩民诸位先生，陈述我不能就任校长的原因，得到他们的谅解；同时拜访天津校友会各位，答复他们一年来屡次劝我就职的盛意。我回南京后，即向教育部报告此行经过，再次陈请辞校长职，最后得部同意，改派张含英先生继任北洋大学校长。

    在回忆当年我和北洋大学的历次关系后，感到非常愧对学校，虽承校内师生对我如此信任，而我为外务所牵，总未能始终其事。假如我从一九二七年起即专心一致，担任校事，锲而不舍，劳怨不辞，直至一九四九年解放，学校总可减少些动荡，不无裨益。所堪庆幸的是：在这些年内，全校师生团结一致，奋发图强，维持了老北洋的声誉于不坠，在今年祝贺八十五周年的校庆时，人人可以自慰：“我们始终贯彻执行了‘实事求是’的校训！”

    附带谈一件事：在一九三○年左右，北洋教授美国人爱利斯（Ehlers）先生发起组织“斐铎斐”荣誉兄弟会（Fraternity），凡各知名大学毕业生中名列前三名至五名者，得申请为会员。经该会驻在北洋的理事会批准为会员的，可以佩带金质会章，上镌φτφ三个希腊字母，作为荣誉的表示。在抗日战争前，每年都有各著名大学的新会员。自北洋在抗战中西迁后，此兄弟会理事会即无形消失，我自己也把它忘记了。不意一九七九年我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赴美国作友好访问时，方才知道这个斐铎斐兄弟会的会员，一直在美国进行活动，每年改选会长，当选者以为荣，印在名片上。他们得悉北洋并入了天津大学，斐铎斐兄弟会理事会亦不存在，都为之叹惜不已。

　 （一九八○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