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第一的烟草大国，中国的贡献不应该仅仅局限在遵守控烟公约上，更重要的是依托世界第一大市场建立无害香烟的世界标准，推动世界烟草业革命。

    当内燃机装上了马车，不是改变了马车，而是创造了汽车。面对创新，不应该拿旧规矩去套新事务，而是为新事物创立新标准。

    世界第一的困局

    2005年，中国烟草税收达到2400亿元，继续成为国内最大的单一税源。而对于云南这样的“烟草财政”，烟草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达到70%。不但如此，烟草行业包括生产、零售共解决了全国6000万人口的就业。

    虽然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都得出了基本结论：各国政府从烟草行业获取的收益，不及政府因为吸烟导致疾病进行的公共卫生投入。但是对各国政府而言，戒烟和控烟，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这对烟草税收一直保持增长的中国政府而言，更是一个艰难的问题。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从2000年到2005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烟草消费呈下降趋势，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烟草生产消费却成上升趋势。2000到2004年，中国、巴西等国烟叶产量占世界烟叶产量的比重逐年上升，仅中国在2004年就占世界烟叶产量的45.2%。在全球13亿烟民中，发展中国家有烟民9亿，其中中国就有3.5亿之多，略小于发达国家4亿烟民的总量。

    从卷烟品种来看，欧美发达国家在降低焦油含量，减少烟草危害口号下大力发展低焦油、低一氧化碳、低烟碱的混合型卷烟。欧盟规定出售的香烟，其焦油、烟碱和一氧化碳的含量分别不能高于10毫克、1毫克、10毫克。2004年，美式混合型香烟占世界市场近40%的份额。而中国香烟的焦油、烟碱典型含量分别为15毫克、1.2毫克。

    中国吸烟与健康协会名誉副会长张义芳教授从1994年开始从事控烟工作。张义芳教授介绍，中国烟草行业大而不强，有世界最大的烟草市场，但是出口卷烟占世界卷烟市场不到1%。相比世界烟草水平而言，中国烟草行业技术是落后的。

    同时，中国政府必须履行加入WTO时作出的承诺，烟草关税的降低以及烟草零售市场的开放都不可避免。

    于是“通往世界上最大卷烟市场的大门正在打开，剩下的路程只需以毫米计算”这样的预言自然广为流传。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烟草行业面临双重压力，一是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开放的竞争压力，二是不得不在全世界控制烟草危害的大环境下，接受世界烟草降焦减害的事实标准。

    在这种情况，建立中国的低害甚至无害烟草标准，就是中国烟草行业最后的机会！

    戒烟与吸烟，激进派的斗争

    张义芳总结10余年的控烟经历，就是从激进到中庸，从理想到现实的过程。张义芳说1994年之初，他也想一下就消灭吸烟。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大会上，张义芳也做过从2000年开始，中国吸烟人口逐年下降的宏伟发言。

    但是现实是不可能的。多年的控烟经历让张义芳认识到困难。“卫生部和烟草专卖局都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政府职能部门，都对国家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张义芳说。控烟之难，首要之难在于政府没有形成合力，在控烟的问题上统一认识。

    曾经是激进控烟中坚的张义芳认识到，互相对立互相指责的态度无助于中国控烟的发展。张义芳参观过很多烟厂，在他看来，很多烟草企业也是现代化企业，在提高卷烟技术，促进烟草行业发展上也作出了贡献。

    吸烟与健康协会隶属于卫生部，现在仍然有不少人抱着对烟草行业抵触的情绪，与烟草行业不相往来。似乎与烟草行业接触，就是控烟的立场不坚定。甚至张义芳组织的控烟活动寻求烟草行业赞助支持时，不少人还颇多微词。而烟草专卖局也很委屈，为国家上交了巨额税收，解决了6000万人就业，但是在控烟人士眼里，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

    随着中国加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国政府控烟立场的统一就显得更加迫切。张义芳说，烟草行业的发展一定是降低烟草危害，这同控烟的目的不谋而合。卫生部、烟草专卖局在控烟问题上并不是不可调和，不能统一。烟草不是一夜产生，也不会一夜消失。控烟的实质，就是要建立符合时代潮流的烟草标准。这应该成为中国政府烟草政策的基点。

    巨人肩上的一小步

    现实的情况也正是如此，签订“控烟公约”的中国也沿着两个方向齐头并进。一方面是开发更多低害香烟，减少对现有吸烟者的危害；另一方面，积极研发控烟产品，为戒烟者提供更简单易行的减少吸烟以至戒烟的产品。

    到2005年底止，我国卷烟品牌从最多的2400多个减少至220多个，卷烟前10位品牌的产品集中度由2002年的15.8%发展到28.8%；年产量超过100万箱的品牌达6个，年销量达到100万箱的品牌达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