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当年工作的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地处边鄙，因而在20世纪60年代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突然又成为知识青年“大有作为”的乐土！     看着一批批不谙世事，怀着美好憧憬的小青年们，像失群的羔羊四顾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我不由得动了同病相怜的恻隐之心！旗中学恰好放假，于是知青们便被安排在学生宿舍等待分配。我一天不知被问多少次：“去农区好，还是牧区好？”巴音温都尔公社远不远？川井公社人多不多？”……我心里苦笑，却鼓励道：“都好，都好！一样，一样！”     我能说什么呢？学校老师讲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在这里是没有的，这里是典型的荒漠草原啊！山前套内是好地方，但是小青年们认为走得越远越好，“我们是奔着草原来的！”     我当年也是奔着草原来的。“文革”中我被批斗，一次，造反派令我敲着破锣开道，后边是一溜“走资派”！破锣一敲，斯文扫地，“脸面”丧尽！我捉摸教师这个神圣的行当，看来是干不成了！我望着来去匆匆的可敬可爱的知青们，突发奇想：我能否也参加这个队伍！说来可笑，旗中学在当地乃最高学府，我任语文教研组组长,在报刊上发表过几首小诗,几篇小文章，竟也被视为放毒的“三家村”分店、“漏网右派”！但真要提出离校要求，比上天还难！     又有一次，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一位副校长领着知青也来了，因为认识，我便在询问中得知：学校可派老师当知青“带队”，时间半年或一年不等！我想这是个绝好的良机。我立马跑到旗知青办，商谈此事。知青办负责人我都熟悉，他们很同情我的遭遇，说：“这还不好办？咱们旗正要组织首批下乡知青，正好没人带队，我们跟领导反映你的意见。”     这样，万事俱备，只欠通知了！我跟学校领导也说明此事，校领导见我去意坚决。在开学之后，也没给我安排当班主任和讲课任务，记得只给新生上了一节课（那位老师病了，我临时上阵）。     从1963年开始，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呼和浩特、包头的知青们就源源不断涌向巴彦淖尔盟（今巴彦淖尔市），先是插队，后又组建生产建设兵团。     1964年，呼和浩特市又来了一批知青，石景象老师告诉我：“满嘴旧城口音！”这很稀罕，我就到知青住地专访，终于找到了熟人！原来是一个巷子里居住、一个大杂院相处的！属于玉泉区御史巷的知青有十几人，组成一个小分队，准备赴一个知青点扎根锻炼。御史巷是我出生的地方，“文革”中认为“御史巷”是“封资修”，就改为“玉石巷”，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他乡遇故知，倍感亲切，有说不完的话。这些人很幸运，分配到山前套内出名的富队——宏丰公社利民大队。那时巴盟有一句口头禅：“猪肉烩菜，分红一块。”这是当时农民的理想追求，利民大队正是“人间天上”的富队。我深深说祝福来自一个巷子一个院里的知青们，在广阔的天地里，定会大有作为！     1965年，我决定去套内“探亲”，看望从故里来的知青们。利用暑假，我和学校的邢国华（他的家在宏丰公社）、石景象二位老师一同坐班车出乌布浪口，到红旗公社的李柜圪旦下车，顺着黄河故道上的鲁大湾、姚亮湾进入乌加河公社的院江湾。院江湾是邢国华老师丈母娘家，老人家将一小篓子里约50颗鸡蛋全给我们炒了，烙上油饼，让我们吃！老人家真慷慨，河套人的慷慨，丈母娘爱女婿的慷慨！我知道，因盐碱化严重，过去富庶的院江湾，现已沦为穷队。老人积攒这么多鸡蛋，是准备卖了钱，用来买油盐的啊！村里有个知青点，去看了一下，知青住在队房里，也还清静，墙上贴着“学毛著”心得专栏。本想写个报道什么的，但是那里的知青小组长似乎没多大兴趣，我也就鼓励几句。再往西走，就是宏丰公社了。     在邢国华老师丈母娘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便去利民大队，这里离旗政府已有200多华里了。跨上一条水渠上的木桥，桥下恰好有一女知青洗衣服，看见我异常高兴，忙领着我们进村。迈进女知青房里，满面门窗，一盘顺山大炕，在农村这样的房子可谓“满房烧酒气”了！男知青闻讯也赶来了，村里的几位老者，叼着旱烟袋也坐进屋里，彼此犹如远邻近亲久别重逢一样激动。     女知青们马上烧水沏茶，接着和面烙油饼，嘘寒问暖，谈笑风生。屋里没有贴什么专栏，几位老者笑说：“咱们庄户人，只管实受哩！”这个村子的人务实，大多是从“东川”过来的（东川特指呼包二市一带）。把从“东川”来的知青又交给“东川”人调理，我放心了！     1973年,我们学校刚开学，校革委会主任舍楞同志通知我：“旗委让你领知青下乡！”我的“知青梦”终于实现了！     我下乡地方是旗政府东一百多华里的二牛湾水库。那里集中了四个山旱区公社的部分农民，成立了“东风良种场”，相当公社一级，原楚鲁图公社书记马宏程同志任场党支部书记兼场长。二牛湾水库建在发源于中蒙边境的莫楞河上，顺着水库上溯50华里就到了西汉时期修建的“塞外受降城”。     十几位男女知青，大部在旗中学毕业，我不但熟悉，就连他们的家长，我也惯熟。听说是我带队，家长们十分放心。记得有调往盟里工作的家长，还把孩子送来。因为是本旗首批知青，旗领导十分重视。知青们都住集体宿舍，吃饭在场部食堂，条件比插队的知青好得多。     记得第一项劳动任务是打井。这里属半农半牧区，开垦出的处女地土质极差。又因丘陵起伏，所取库水不是顺坡流走，就是决口，耕地成了漏水沙地！为保证灌溉，就选一低洼处掘井。十几位知青，挖的挖、刨的刨、挑的挑，干得热火朝天。我也赤膊上阵顶一劳力，一上午就挖了半丈多深，而且见到了湿沙子！     有几位知青爱好写作，就把他们的作品拿给我看，我也顺便指导指导。我也难改旧习，抽空写诗、写新闻报道，把东风良种场吹了个不亦乐乎！不久，场干部就高兴地跟我说：“咱们这儿出了名啦！巴盟报上尽表扬咱们哩！”     春节到了，小青年们归心似箭。这时我提议：跟农牧民过个革命化春节吧，大家自愿，不强迫。在那个时代，还有谁不愿意呢！于是，裁红纸、写对联、打扫家、贴对联、先把场部各办公室、库房、宿舍、食堂贴成一片“红海洋”，然后又给军烈属、五保户贴对联、打扫家。两个五保户住在远离场部的饲养院，恰巧年前死了一个，另一家五保户就不想住了。我带了两名知青，将满是灰尘的房扫干净，又用白粉刷墙，转眼旧貌换新颜，那个五保户老汉也愿意住了！     除夕一过，我当即宣布，放假回家！知青们高高兴兴坐班车回了城。我随着场部领导给社队干部们拜年，从东村走到西村，哪一家不喝十杯八杯，更何况还去社员家？一天下来，3斤多烧酒下肚！幸亏拉开了时间，若喝猛酒，恐怕早醉得不省人事了。     接着全盟知青先进会议召开，我成了当然的经验介绍者。此刻伊钧华同志已调任巴盟盟委副书记，还专门到住地看望了知青们。在座谈会上认识了不少知青朋友，他们的先进事迹给了我和极大的激励！回场不久，专门给我们知青点的拖拉机拨了下来，小青年们觉得知青的日子更有意义了！     刚过半年，旗里来电话，说内蒙古文化局（那时文联尚未恢复）举办文学创作学习班，有我的名字。谁知，我这一走，知青“带队”的生涯也就结束了。等一个月学习班结束后，马宏程场长说：“石哈河工委（由四个山旱区公社组成）调你去当秘书！”我说：“怎么也得干下一年吧！”马宏程笑了：“后生，这是领导对你的重用呀！服从分配，快走哇！”     谁想，在石哈河工委干了不到两个月，旗委又来电话，抽我到旗委学大寨指挥部任秘书。这个指挥部是个临时机构，由各单位抽人组成。有人见面恭贺我：“你是连升三级呀！”当然我也高兴，与妻子可以朝夕相处了。只是有些惆怅：知青们生活得怎么样了？     这之后，我无论被调到盟委宣传部还是被调到内蒙古日报社，我的采访报道对象，仍以知青为主！巴彦淖尔盟的近20个农牧场站，我都不知去过多少次，因为那里有知青！在乌拉山化肥厂，我与厂长、书记、主任等都成了好朋友，因为他们是令人尊敬的生产建设兵团战士！     正因为如此，不少人以为我是知青。我调回呼和浩特后，还有自治区领导打电话给我，说，南方某媒体搜求知青老照片，向我征集。这足以说明，我与知青的情结，太深，太深了！    （渠成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