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19日上午九时,父亲走完了他93年的风雨人生,在北京家中安然去世。父亲的音容笑貌至今在我们的脑海中萦绕，他是我们的人生楷模、学习榜样。     1914年12月27日，父亲出生在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村一个贫苦店员的家庭里。贫困的家庭,使父亲从小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十分了解和同情,对欺压人民的剥削阶级深恶痛绝，因此，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17岁创办反帝进步刊物《血星》杂志，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他去世，整整76年。在这76年里，党指向哪里，他就生活、战斗、工作在哪里。他把自己的一生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的事业，献给了他亲爱的祖国和人民。     革命信念坚定     父亲的一生中，经历过三次生死考验。     第一次是在开展白区斗争中，险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1933年，由于叛徒告密，他和杨业澎、杨国兴、韩燕茹4人在组织反帝大同盟的活动中，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抓进了归化城中所谓的“模范监狱”。敌人给父亲戴上了手铐脚镣，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和审讯。当时父亲只是个19岁的热血青年，面对敌人的酷刑和逼供却毫不畏惧，和狱中的王若飞等同志联合起来与敌人辩论，开展绝食斗争。敌人恼羞成怒，决定杀害他，给他吃了“断头饭”。后来由于党组织多方营救，父亲才幸免于难。     第二次是在大青山抗日根据地领导蒙汉群众与日寇开展游击战的生死搏斗中，险些被日本鬼子的枪弹夺去生命。1941年夏天，大青山蒙绥分局主任杨植霖同志被调去延安学习，父亲被组织任命为晋绥分局副主任，率杨业澎、杨国兴等进入大青山革命根据地。在一次与日寇土肥原兵团的交战中，父亲的棉衣被鬼子的刺刀捅了八、九寸长的口子，突围后又摔进了一个山洞的深坑中，是一个放羊的老乡把他救了出来，才死里逃生。     这里特别要写上一笔的是，父亲生前常对我们回忆起他在大青山的战斗故事；回忆和他共同战斗的战友姚喆、张达志、靳崇智、马南风、吴广荣等同志；回忆曾经帮助过他的蒙汉父老乡亲；回忆终日与他相伴，不离左右的警卫员李茂华、高有华。他还说，在山区同日本鬼子开展游击战，战马的好坏对战斗的胜负起着重要作用，他一次次如数家珍地讲述伴随他战斗过的一匹匹战马。他曾有过一匹很好的枣红色战马，助他与日本鬼子战斗。这匹战马全身无一根杂毛，跑起来又快又稳，虎虎生风。当时他想，我军120师师长贺龙同志若有此马，才是如虎添翼呢！于是就派专人到晋西北120师所在地把马送给了贺龙。这匹战马，一直陪伴贺老总到抗战胜利。每每讲到这件事，父亲就会开心得像个孩子。     第三次是在十年动乱中，几乎被迫害致死。“文革”开始时，父亲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名成员在华北局机关的一次群众集会上点名说父亲是大叛徒，要群众批斗父亲。从此，他就被揪来斗去，他的高血压病急性发作，造反派也不放过他。1969年，父母被发配到汉沽“五七干校”。父亲已年过半百，终日仍干着刷厕所、抬大筐、赶车运肥等重体力劳动。就是这样，他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也没有失去信心。他坚信，“四人帮”只能猖狂一时，不能猖狂一世，正义终会战胜邪恶。这一天终于等到了。1978年，父亲得到彻底平反，被任命为北京理工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党委书记兼院长。     注重学习调研     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他惜时如金，酷爱学习。为了做好工作，他通读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还涉猎了大量中外名著和科技读物。他虽只是初中毕业，但经过几十年的自学积累，他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修养早已超过了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研究生。     全国解放后，每天阅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各种地方报纸，收听收看国内外新闻，经常翻阅《红旗》、《求是》等刊物，已成为他必做的功课。这种关心国内外大事，认真了解党的方针、政策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他离休以后。     他工作中既讲原则，也讲策略，遇事善于思考处理的办法，并勇于承担责任。听母亲说，他和乌兰夫同志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积极支持乌兰夫同志的工作。为了搞好内蒙古自治区的土地改革，他和自治区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深入蒙汉群众中，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在乌兰夫同志的主持下，参与制定了“三不两利”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增强了蒙汉民族团结，也稳定和发展了农村牧区经济。     为了彻底改变内蒙古自治区单一的农牧业经济状况，中央决定，在短时间内把包头市建成一座现代化的草原钢城。父亲以自治区党委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身份，被党中央任命为包头市第一任市委书记。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包头蒙汉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1958年，包钢一号高炉正式投产，周恩来总理为高炉投产剪彩。从此，内蒙古自治区有了自己的重工业，包头市由一个只有十几万人口的边疆小城，逐步发展为目前拥有数百万人口的现代化草原钢城。     2007年9月，苏晓明应母校包头九中的邀请，回校参加建校50周年庆典，到包头后，仍能看出当年城市规划的轮廓。回京告诉父母后，父亲对自己和他的战友们当年的规划，为包头日后的市政建设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到北京理工学院工作时，父亲已64岁，步入了人生的暮年。为了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恢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他不顾自己年迈，又患有高血压病，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拨乱反正工作，为蒙受不白之冤的教职员工平了反，恢复了名誉。他十分关心教职员工的疾苦，深入到他们中间嘘寒问暖，为他们排忧解难，解决教学和生活中遇到的具体困难。他教育大学生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为将来更好地为党工作，为祖国、人民服务而努力学习。在他和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北京理工学院的教学、科研工作得到了长足发展，被国家教委批准更名为能够招收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拥有多个学科的北京理工大学。     父亲担任过党的八大代表，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出任过全国整党建党江西、河南、东北三省指导小组组长。他不论做什么，都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他忠于党，忠于人民，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和人民，献给了他深爱的祖国。     乐观对待困难     父亲是个乐天派，面对各种艰难困苦，他总是乐观对待，正视困难，战胜困难。他乐观开朗的性格，也深深地感染了我们。     他出身贫苦，初中毕业担任小学教员，每月只挣4块大洋。创办反帝反封建的《血星》杂志，特别是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父亲每月除买二三十斤糜子米解决吃饭问题外，其余的钱都用作办刊和党的经费开支。他从来没有和我们讲过当时生活的艰苦，还得意地对我们讲，那时他穿的布鞋鞋帮烂了，他就把左右脚的鞋换过来穿。     父亲被捕入狱后，敌人给他戴了脚镣手铐，对他严刑逼供。他不仅终日不见天日，浑身伤痕累累，就是霉变的饭菜也吃不饱。他和我们不讲这些，却总是讲在狱中遇到了王若飞同志，对自己的提高帮助很大，还讲难友杨业澎父亲对难友们的帮助有多大。在他们心中，有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支撑，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     他还和我们讲过，大姐出生不久就住进了延安保育院，后来被姚喆同志带到了晋西北。当时大姐很小，不会说什么话。因为在延安生活条件相对较好，常吃鸡蛋，她就向父亲要“蛋蛋”吃。在艰苦的环境中，父亲去哪儿找鸡蛋？就给了大姐个山药蛋解决问题。他为自己的“发明”很是高兴了一阵。     十年动乱，父亲由领导干部瞬间变成了“大叛徒”、“走资派”、专政对象，被数次抄家，后扫地出门，每月只给30元生活费。除大姐刚参加工作外，连同生病的姥姥、帮助料理家务的二姨，全家十口人的生活全靠妈妈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的窘迫可想而知。面对这样的窘境，父亲并不消沉。他总是说，这没什么，我们本是穷苦人家出身，这点困难好克服。后来，除小弟上学外，其余几个孩子都按爸爸的意见插队、进兵团、进工厂“自食其力”了。     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在包头市当工人的二姐苏小燕，成了该市的理科状元。但由于父亲当时还没有平反，她没被任何一所高校录取。为此，她很气愤、伤心，得了严重的胸膜炎。父亲知道后，马上给她写了一封信，鼓励她战胜疾病，战胜困难，一切重头再来。她没有辜负父亲的信任，虽然没上成大学，却凭着顽强的毅力自学完了大学的全部课程，考取了北京某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学成后因品学兼优，留所工作。后来，她又取得了美国某大学的博士学位。     随着“四人帮”的彻底垮台，我家其余几个孩子也都先后上了大学，成了学士、硕士、博士毕业生，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尽心尽力地为祖国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生活简朴自律     父母都是穷苦人家出身，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是他们的优良品质，也是我们家的家风。特别是经过几十年党的培养，革命工作的磨炼，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已成了他们的自觉行动。     父亲常对我们说，比起为革命牺牲的同志，党和人民给我们的已经够多了，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再向党和人民伸手要这要那了。一个人要与别人比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比对国家的贡献，不要比吃比穿。一个人衣能御寒，食能裹腹，房能遮风挡雨，一应等项东西够用就行了。人不能做财物的奴隶，为其所累。在父亲的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家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     先说衣。父母虽都是党的高级干部，但他们却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尤其是父亲，他仅有的一蓝、一灰两套毛料中山装还是上世纪50年代组织上派他访问前苏联时做的。后来，这两套衣服就成了他参加各种重要会议和活动的礼服。他去世时，妈妈就是让给他穿了那套灰色毛料中山装走的。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各类生活必需品都比较匮乏，大都要凭票证购买。那时我们姐弟几个的衣服都是大孩子穿小了，小孩子接着穿，衣服上除了有补丁外，袖子和裤腿上都有接长的痕迹，有的衣裤不仅接了一截，甚至接了两、三截。在中小学住校读书的几个姐弟，因为家里没有多余的被褥和衣服放到学校里，学校每星期六傍晚放学时，他们就带着自己的被子，穿着穿了一个星期，满是汗渍、污垢的脏衣服回家。星期六晚上妈妈就忙着给他们缝补衣服，星期天一大早，又忙着用搓板清洗。下午大家又穿了上周回来时缝补、洗好的衣服，带了被褥回学校。     再说吃。因为人口多,父母工资有限,我们家几乎天天都要吃顿面条或面片,因为这样汤汤水水的饭食省事又省料。改革开放后,各种食品随时都能买到,儿女们也都长大成人工作了,但节俭惯了,一周下来,父母安排家里吃面条的次数还是不少。     在吃的问题上，父亲有两件事对我们教育深刻。一件发生在他任包头市委第一书记期间。有一个月，家里的阿姨去粮油供应站买当时每人每月供应的3两食油，出粮站门不小心摔倒，把买的油全扣了。结果，那个月我们全家就没有油吃，吃了一个月的盐水煮菜。要知道，当时父亲可是包头市党政一把手，他要解决家里的吃油问题，应该说是很容易的。但他明白，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只有自己以身作则，才能带动全体干部自觉地遵守纪律，团结一致，带领群众共渡难关。     另一件是在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当时父母已调北京工作。父亲在包头任市委第一书记时的秘书于文同志来看父亲，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袋黄羊肉，要送父亲补身体。当时我们看到于叔叔带的黄羊肉，高兴极了，心想这回可以饱饱地吃顿肉了。不想父亲却严肃地批评了于文叔叔，并让他从哪里拿来，就赶快送回到哪里去。他说，全国人民现在都吃不饱，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我和我们家人不能搞特殊化。     父亲是很爱我们的。大姐上小学时，他为了让大姐能和其他同学一样，拿着飞机模型参加庆祝国庆游行，曾连夜赶制了一个飞机模型给她。但他要求我们也是严格的。上世纪50年代他访苏归来，给家里没买什么东西，却用自己节约的出国经费，为内蒙古幼儿园买了航空模型等许多玩具。当时我们想看一看，他都没让看，就把玩具全部送走了。     再说住。父亲从来不给组织提非分的要求,组织安排住什么房子,就住什么房子。组织给什么家具,就用什么家具,从未要求组织给自家单独配置过家具、装修过房子。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他和母亲由汉沽“五七”干校回京，利用等待落实政策、分配工作的时间，他给自己购置了一套木工工具，给家里做了小凳子、小桌子，这些桌凳虽然粗糙、简陋，但结实耐用，现在妈妈还在用，也成了我们子女们对父亲的一个念想。     根据父亲的遗愿，北京理工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张敬袖、离退休干部处副处长励凌松、父亲生前的司机刘智健和我们5名家属代表，于2007年11月5日，将父亲的骨灰送回了故乡呼和浩特市。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符太增等党政领导同志到机场迎接并参加了自治区有关部门在大青山革命公墓为父亲举办的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     算来，父亲没有惊动任何人，静悄悄地走了已有快半年了。他走后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物，但却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牢记父亲对我们的教诲，像他那样工作、学习、生活，为祖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敬爱的父亲，安息吧！    （苏晓明　苏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