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是奈曼旗南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这里峰峦起伏，沟壑纵横，灌木丛生，常有银狐、猪脚獾、大灰狼、锦鸡、野兔等禽兽出没。这儿还是闻名遐迩的小米、荞麦之乡。每当夏末秋初的晴日，纵目远眺,在陡峭的山峰脚下，在平缓的坡地上，镶嵌着金黄、火红、银白、翠绿色条形板块。那金灿灿的是谷子，那红彤彤的是高粱，那白茫茫的是荞麦，那绿油油的是灌木丛，它们构成了一幅幅色彩斑斓、巧夺天工的山水画。     清朝末年，我的祖辈们从遥远的山东省莱州府潍县逃荒而来，在这里躬耕繁衍，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前不久，中央电视台一频道热播的52集电视连续剧《闯关东》使我浮想联翩。在那蓬头垢面、拖儿带女、背井离乡的人群中，说不定就有我的先人呢。我的祖先落户关东后，以农耕为业，谷子、荞麦、小杂粮是主要农作物，小米、荞面是主食。尤其是小米，焖出干饭来，金灿灿的，颤巍巍的，吃起来，滑润香甜，口感极好，那黄红色的锅巴，用稠稠的米汤一泡，吃起来别有风味。还有一种白小米，像一颗颗小珍珠，做出饭来，银光闪闪的。但它的产量较低，平时人们舍不得吃，只在节日或招待贵客时才用。     我生在小米之乡，是吃着小米长大的。记得遇到荒年，母亲就用小米和南瓜或用小米掺野菜熬成粥，这类富人家不屑一顾的饭食，我们吃起来却不亚于美味佳肴呢。有一年，涝雨成灾，秋天只收几斗谷子，尽管省吃俭用，但熬到第二年夏初就无米下锅了。万般无奈，憨厚老实的父亲只好牵着小毛驴到70里之外的远房亲戚家求助，借来半斗小米。因为我是独生子，又处在长身体时期，用父母的话说，嫩骨头嫩肉的，经不起折腾，于是就给我开小灶，吃小米南瓜粥。而他们呢，则以豆角、西葫芦、野菜充饥，几个月下来脸都变成青绿色了。好容易熬到了秋天，谷子尚未收割，父亲就急不可待地掐来一口谷穗，碾成小米，全家又吃上了一顿久违了的香喷喷的小米饭。     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我在城里参加了工作，仍喜食小米。那时，粮、油、肉实行定量供应。我和妻子把每月供应的几斤大米、白面除留下一点点供待客用外，其余全孝敬父母了，而我们只吃小米、苞米面等粗粮。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每人每天只供应6两口粮。妻子一如既往，仍把几斤细粮捎给公婆，我们只吃小米、苞米面和野菜。因为我是上班的，是全家的“顶梁柱”，她首先把仅有的一点小米留给我，保证我吃饱（当然是小米菜粥居多），而她自己却常常以糠菜充饥。春夏两季，她经常只身一人徒步到郊外采挖野菜，回来做成苞米面菜团子，或熬成香喷喷的野菜粥，馋得邻居家孩子们常常垂涎欲滴呢。     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粮油敞开供应了，大米、白面也不限量了，但我家每周都要吃两三顿小米饭。因为孩子们都是城里生城里长的，吃不惯小米，我和妻子不得不从“大局”出发，做了让步，改成大米、小米做的二米饭了。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出差到农村。朴实憨厚的农民和农村干部要用大米饭和白面饼招待我时，我婉言谢绝了，要求他们给我做小米饭。起初，他们说什么也不依我，说我是个“大知识分子”怎能慢待呢。在我再三说明原委和一再要求下，他们只好给我做了小米饭，当我用白菜叶打成饭包时，当我用米汤泡锅巴时，他们就像看外星人似的看着我，还一边窃窃私语着什么。     前些年，我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堂兄嫂家住着4间红砖瓦房，窗明几净，宽敞明亮，偌大的院子里除满圈的肥猪满架的鸡鸭外，还养着40多只绒山羊。堂兄笑眯眯地说：“你看见了吧，自打改革开放以后，咱家的日子可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了。以前吃的是小米、荞面，现在吃的是大米、白面。就说这群绒山羊吧，每年都挣个几千块……”到了饭时，在我一再恳求之下，我吃到了故乡的小米饭。堂兄说：“现在咱们村家家都吃大米、白面，小米成稀罕物了。”饭后，堂兄和侄儿陪我在村子里转了转。我熟悉的昔日的小土房不见了，都变成了红砖大瓦房。几乎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支着“大锅”，据说能收看到几十个频道的电视节目呢。村子里人欢马叫，不时有电动三轮、摩托车呼啸而过，好一派兴旺发达、富裕安康的喜人景象！     我站在村头，满眼是绿色，满鼻是芳香。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啊，那金灿灿的小米哟！我那历久弥深的小米情结哟！（作者系通辽职业学院退休教师　张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