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与男友领了结婚证。回家后，给远在鄂伦春自治旗的父母和爷爷打个电话。话匣子一打开，就聊了1个多小时，其中“结了婚了，不能再耍小孩子脾气了”之类女儿出嫁前，娘家亲人需要嘱托的话自然没少说，可说的最多的还是父母和爷爷奶奶两代人的婚礼。     父母本是同事，都在生产队的食堂里工作。1975年春，在他们认识了2年多的时候，母亲的也是父亲的一个朋友，正式将母亲介绍给父亲。用“介绍”这个词一点也不为过，因为他们没说过几句话。母亲说那个年代还比较封建，未婚男女像现在这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会让人说三道四的。     1976年正月初六，母亲正式来爷爷家拜访。“第一次上门，你爷爷给了我100块钱，算是彩礼吧！当时来说，已经不少了。”母亲回忆说。几天后，父亲第一次来到姥姥家，十分爱面子的姥爷此前便特意托人在北京买了块上海牌手表作为见面礼。据说父亲带着这块手表风光了好长一段时间。     1978年的国庆节，母亲带着姥姥亲手缝制的两套行李来到爷爷家，因为爷爷是当地铁路公务段的负责人，为了避免有人送礼，父母亲的婚礼是秘密进行的。几天后，当父母从北京旅行结婚归来后，基本上没有外人知道丁段长的大儿子已经结婚。     就这样，加上母亲一家8口人一起生活在10多平米的土房内，直到1982年父母才有了自己的房子。虽然说也只有10多平米，毕竟是自己的家了，父母为此很高兴，特意做了新家具，一个立柜、一个写字台以及一个“靠边站”（能够折叠的饭桌）。     父母亲的婚礼让我听得目瞪口呆，而爷爷奶奶的婚礼，则让我更是觉得像在听天书。那个时候，爷爷与太姥爷同给一个地主家做工，爷爷劈柴、担水，太姥爷赶马车。因为看到爷爷身体好又很能干，1942年，在爷爷15岁、奶奶9岁那年，太姥爷做主将奶奶定给了爷爷，彩礼是爷爷所有的财产，700多块钱（伪满洲国时期的纸币）。“你们都那么小，就订婚了呀！”我好奇地问。“那个年代都那样，我又是孤儿，有人给媳妇当然高兴了。”爷爷说。     转瞬到了1952年，虽然爷爷已经因为工作的关系从辽宁老家来到内蒙古，但是太姥爷还是兑现诺言，亲自将奶奶送了过来。结婚唯一新增加的物品就是爷爷为奶奶买的一块黑色“便服”布料（当时的一种布料，纯棉、很薄），奶奶特意找人做了一条裤子，就算新婚礼服了。     “该去看钻戒和试婚纱了！”在朋友的催促下，我结束了与家人的电话。环视自己120余平米的新房：父母“支援”的42英寸液晶电视，舅舅、舅妈给买的节能冰箱，叔叔、婶婶送来的全自动洗衣机，自己工作赚来的沙发、双人床、茶几以及各种小家电……爷爷那句意味深长的话久久回响在我的耳边：“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文／丁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