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耗如梦，匆匆赶往医院，任德超先生躺在病床上，像是与我们品茗闲聊时间久了，抑或是作画劳累后的安然小憩。5天之后，殡仪馆的吊唁大厅里，任先生静静地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哀乐低回，大家向任先生作最后的诀别。直到此时，我才仿佛从梦中惊醒来，眼前的一切告诉我，任先生真的走了。失去这样尊敬的师长、诚挚的朋友痛何如之，哀何如之。画坛一颗明星的陨落令人无不扼腕。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大为先生在唁电中称他为“全国著名花鸟画家”，盛赞其“一生追求和献身艺术，襟怀旷达，古风飘逸，以真字砥砺艺术研磨人生，为祖国的教育和文化艺术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并说，“任德超先生的逝世，使我们痛失了一位真挚的朋友、尊敬的师长，是内蒙古美术事业的一大损失。”          记得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就常常听到人们说起任先生的大名了。那时，我还是一个学生，虽酷爱绘画，终因学业繁重，无暇旁骛，徒生仰慕、羡叹之情而已。和任先生相识，是20多年后的1986年夏，在包头的一次书画笔会上。从此，由参加笔会，促膝谈心，到以后的来往走动，接触渐渐多了起来，了解也就更为深刻了。          任德超先生1927年8月1日生于河南省南阳地区南召县，故画作上常常署名为三南恨石。他是包头市第六、七届政协委员，曾任内蒙古美术家协会理事，包头市美协副主席、名誉主席，包头市书画院副院长，内蒙古文史馆馆员。任先生自幼受中原文化熏陶，少年立志，慧心独具，对艺术情有独钟，后考入河南信阳艺专，在李浴、丁折桂二教授教席下，潜心绘事，深得青睐，经耳提面命，画艺取得长足进步。1965年在北京经丁折桂教授引见，有幸结识李苦禅大师。自此，经常登门求教。在苦禅大师悉心指导、斧柯感染下，任先生的画艺已深得大写意画的神髓。看到这些，苦禅大师非常高兴，欣然在其所绘“芙蓉图”上题款，称赞其画作“粗枝大叶，拒霜魄力”。“文革”期间，苦禅大师蒙受不白之冤，任先生愈加敬重他，常常从塞外包头专程进京探望，师生情谊更为笃厚。          50余年来，任先生呕心沥血，勤勉有加，笔耕不辍，新意迭出。长期追随任先生的知名学者、作家班澜教授曾回忆道：“先生早年，喜作巨画，搦管挥毫，落纸砉然有声，直似庖丁解牛，郢人运斤，时人有赞曰：斗墨丈八笺，笔底生波澜。”后来，我有幸经常登堂入室观看任先生作画，或巨制，或短纸，或册页，于信手一挥间，将徐青藤、八大山人之笔意熔铸其中，且能直入妙境。诸如花鸟、禽蟹、蔬果、松石、梅竹等，在似与不似之间，生气自足，跃然纸上。纵观任先生的笔情墨象，尤见磅礴气势，酣畅淋漓，神采飞扬，自成格调，极具大家气象。任先生的作品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泰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也享有盛誉。其所作“枇杷”荣获中国画研究院展出奖，并被该院收藏，同时被选入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画集；“三秋图”“鸟语花香”荣获铁道部展出奖，并被选入画集；“松鹰图”被中央文史馆收藏，编入馆藏作品集。他出版了《任德超画集》《恨石国画作品选》，深受美术界人士称道。作画之余，任先生兼得收藏之乐，常以文物话春秋，由雅玩道珍闻。从中国的名砚，各地的奇石美玉，古今的瓷器及笔墨纸张等，或考据，或鉴赏，或把玩，如数家珍。他有一方专程从广东肇庆买回的尺余长 的端砚，状如荷叶向上翻卷，石质坚实细润，呈紫色，雕刻尤为精美，砚上有大小不一数眼。任先生深知此砚为上品，十分喜爱，常同我们一同观赏，并从采石、设计、刻工等说来，道出鉴定佳砚的方法。我有一方石砚，问过多人，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特地向任先生请教，他一看，认定是一方易水砚，并随口讲出诸多有关易水砚的掌故和逸事来。          虽其画品声誉斐然，任先生依旧保持一介布衣的风骨。他尊崇苦禅大师画品，更以其人品为楷模，将苦禅大师“必先有人品而后才有画品，人无品格下笔无方”的教诲铭刻在心，于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淡泊名利，素朴清苦。他做事辛劳认真，为人忠厚正直，交友热心坦诚，待人亲和友善，可谓德艺双馨。上自高官，下至平民，以及书画界朋友每每谈起，都赞誉不绝，无不为其画品人品折服。1998年秋的一天，我把几张大写意习作带到任先生家中请教，他看了很久，随后便铺纸研墨，一边画一边讲，很快画出两幅，一幅是芭蕉、竹叶和鹌鹑，另一幅为荷花，并在上面题：“一尘不染图化一先生惠存岁在戊寅秋末恨石于青城范作”。在任先生一生中，画作上题“范作”者，恐怕只此一件。后带回家中，时常临习，长进自然不小。任先生乃大方之家，往往有求必应，常将其作品赠送友朋，自己家中反倒存画寥寥。我是任先生画作的获赠者自不必说。我的书房内有一只景德镇窑变山水瓷画缸，是任先生非常看好的一件物件，最后还是送给了我，至今珍藏在家中。每每看到画缸，我就好象又见到了任先生。 (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