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梅          爸爸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来，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多少回睡梦里，我都见到了爸爸，我多么希望那不是一个梦啊。然而……爸爸走了，走得那样急、那样匆忙。没有一句话别，没有一份嘱托，留给我的，只有无限的遗憾、无限的思念和许许多多难以忘怀的往事。 等下个星期吧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对爸爸的印象不是很深。当时爸爸任哲里木盟盟委第一书记，长期在乡下蹲点。只有在盟委开会的时候，或到自治区开会他才回来，可以说，常常一两个月难得见到他一面。妈妈也忙，经常下乡。我们几个孩子一日三餐都是吃在食堂。每到星期日，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在父母的带领下高高兴兴去逛公园、逛街，我真是很羡慕。我希望着有一天，爸爸妈妈也带着我去玩。我也多次央求过爸爸，让他带我去玩，可他总是微笑着对我说，"等下个星期吧，这个星期忙。"四十年过去了，"下个星期"竟成了永远的许诺。     我很不理解爸爸和妈妈，我不知道他们每天、每月……忙什么。直到有一天，我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见到了一篇文章，名为《与天作战的领导艺术》，并以《哲里木人的光荣贡献》为题发表的重要社论，我才找到了答案。那是在我们国家六十年代，三年最困难时期，哲里木盟向国家交出了七亿斤粮食，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当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同志万分感慨地说："我原以为中国的粮仓在江南，没想到在塞北。"于是我对爸爸有了新的认识，然而，我真正了解他、认识他还是在文革及以后的岁月中。 原可躲过的浩劫     由于爸爸在哲盟的出色工作，从六十年代初期，华北局就一直想调他到北京工作，可当时任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的乌兰夫（外祖父）同志一直认为爸爸是他的女婿，怕有影响，不仅压着多年不提，也不同意调走。爸爸从１９５４年任哲盟盟委第一书记一直到１９６６年还是盟委书记，这么长时间不提拔，在内蒙古党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不仅爸爸如此，外祖父对其他亲属也是如此。直到１９６５年，云成烈同志（远房舅舅）找到乌老，对他讲，"你不提石光华同志，又不让走，这对他太不公平。他是你的亲属，但他也是党的干部啊，你不能压人才啊。"当时，内蒙古党委、内蒙古人委的好多领导也多次找乌老反映爸爸的事情，这样，乌老才勉强同意，今后在爸爸的问题上保持沉默。但为时已晚。１９６６年初，爸爸接到通知，参加前门饭店会议。就是这个前门饭店会议把他拖进了一个苦难的深渊，他成了乌兰夫死不悔改的铁杆"保皇派"。如果早早调离内蒙古，就可能不会有这一切的发生。原可躲过的浩劫，不但没有躲过，反而受害之深、时间之长，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１９７０年，乌老已成为中央委员，爸爸却因受牵连还在军事管制之中。爸爸从１９６６年被打倒直     到１９７７年９月恢复盟委书记的工作，整整十一年啊！一个人一生中又有几个十一年呢？ 我相信党     十年浩劫中，爸爸这位在抗日战争最艰苦岁月中参加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有着几十年党龄的一名共产党员，被打成"走资派"、"叛国者"……在那漫长的艰难岁月中，伴随着他的是无以计数的审讯、批斗会、游街示众。那个时候，不知有多少人承受不住这种折磨，含着冤屈愤愤离开了人世。那年月，每一次把爸爸妈妈带走，我们在家里都坐卧不安、心急如焚、度日如年，不知道随时会发生什么。     一个深秋的傍晚，满身血迹，昏迷不醒的爸爸刚被批斗回来，被几个"造反派"拖到了家门口。这种情况，我见得太多了。然而，一个弱小的女孩子在当时所能表达的只有扑在爸爸身上大声的哭，大声地喊："爸爸，你醒醒，你醒醒啊……"。过了许久，也许是我的哭喊声，也许是深秋的冷风，爸爸慢慢苏醒过来。他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孩子，坚强些，相信我们的党，相信爸爸……"他的话不多，却给了我极大的勇气和信心，使我能够和爸爸妈妈一起战胜各种困难，度过那艰苦的岁月，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文革"中，爸爸还有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写所谓的交待材料和各种各样的证明材料。由于爸爸的眼睛被打坏了，视力极差，只能口述，由妈妈代笔，可妈妈也有一大堆自己的任务，因此爸爸的交待材料和证明材料都由我抄写。越抄我越认识了爸爸，越写我对他的崇敬也就越油然而生。字里行间，我看到的是一颗对党对人民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赤子之心，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和豪迈气概。爸爸的交待材料中有这么几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写道："我是一个贫农的儿子，是党指引我走上革命的道路，把我培养成一名领导干部，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我毕生努力也报答不了党对我的恩情。这一生，我不是孝子，但我对党是忠诚的。同样，我坚信党会还我清白。"是啊，把自己的生日都改在７月１日的人怎么会反党呢！爸爸自从离家参加革命，一生中回老家仅两次。一次是刚解放的时候，另一次就是１９７４年"文革"二次解放的时候。１９６９年奶奶去世时，爸爸因在关押中都没能见上一面。     １９７２年春天，"九·一三"事件后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有一定程度的好转，开始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然而，哲里木的天空中仍然有一小片乌云。"四人帮"的爪牙们在哲盟各旗县、各公社开始了第二次全面巡回批斗。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批斗中，爸爸以顽强的意志坚持着。他抓紧时间学习，锻炼身体，因为凭他多年的政治敏锐性，他已经感觉到了太阳的光芒即将冲破乌云的遮挡。看管他的那些解放军战士很不理解他的这些举动，疑惑地问爸爸："你的问题那么严重，现在还在批斗你，难道你还觉得自己有什么希望吗？"爸爸对他们说："我清楚我自己，我更相信党会为我澄清是非的。我要锻炼好身体，将来我还要为党工作啊。……"爸爸的精神感动了那些年轻而正直的战士们。他们相信爸爸，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在可能的条件下照顾他，为他提供学习和锻炼的机会，有的竟和他成了忘年交。正是从爸爸身上，我明白了对于一个把一切都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来说，这些磨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要理解他们     在"文革"中，有一些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由于对爸爸没有真正的了解，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性和战斗性，揭发爸爸、批判爸爸，可又没有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证据，于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说了好多错话，以表白自己彻底划清了界限。爸爸重新担任盟委第一书记后，对这些同志没有任何的歧视，仍然在生活上关心他们，在政治上信任他们，到家里来还热情地接待他们。对此，我非常不理解，问爸爸为什么，他对我说："你要理解他们，'文化大革命'别说他们这些小干部不明白，好多中央的大干部也搞不明白，也犯错误。他们年轻，政治经验少，这是难免的。经过这一次，他们会吸取教训成熟起来的。"他总是这样的理解别人，这样宽容地和大家相处。爸爸一生中，无论是和蒙古族干部，还是和汉族干部；无论是和当地干部，还是和外地干部；无论是和东部干部，还是和西部干部；无论是和对他有意见的干部，还是没意见的干部，他都能很好地相处，很好地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解决方方面面的矛盾。不仅如此，他在担任不同岗位的领导的时候，坚持以博大的胸怀，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呕心沥血，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比如，大家熟悉的牛玉儒（党的好干部）、史文清（现任哈尔滨市常务副市长）等等。因此，他在各族干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承认爸爸是个好领导、好干部。 我再耽误不起了     粉碎"四人帮"后的１９７７年９月，党又委以重任，爸爸重新担任盟委第一书记。面对大量的冤假错案，面对问题成山、积重难返的局面，面对混乱的思想……爸爸来不及说什么，而是不顾多病的身体，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除了白天工作外，业余时间还要接待大量的上访群众。最早的上访者，有清晨六点钟在门前等候的；最晚的上访者，有夜间十一、二点敲门的。面对这么多的来访群众，爸爸从来不让我们"挡驾"，他总是耐心地倾听他们的诉说，然后一个个亲自交有关部门处理，并要求结果。夜深人静了，爸爸办公室的灯光仍然亮着，家里人常劝他要注意身体不要太累了，他根本不听，对我们说，"'文革'已经耽误了太多的时间，我实在耽误不起了。"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爸爸每天要工作到十二点以后，通宵也是常事。后来调到自治区工作，他担子重了，工作更忙了。在当时的条件下，爸爸有时下乡一天要跑五六百公里，一跑就是半个月、一个月，下车没有休息，只有工作。当时任他秘书的牛玉儒同志每次见到我总是无耐地说："没办法，谁也说不了老爷子。这种干法，别说一位年已六十的老人，我们年轻人也常感到吃不消。"爸爸的一生就是在这繁忙、紧张的工作中度过的。正是这种忘我的工作，他在哲里木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极大地调动了各族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他和广大干部群众一道规划出发展的美好蓝图，共同建设美丽富饶的科尔沁草原；正是这种忘我的工作，他在自治区政府分管农牧业工作期间，跑遍了各个盟市，跑遍了广大农村牧区，受到各盟市和广大农牧民的好评；正是这种忘我的工作，他在自治区纪委工作期间，坚持以教育为先，使好多干部免犯错误，多次受到上级纪委的表扬。我为有这样的爸爸而感到无比自豪。 永远不要搞特殊     作为父亲，他也同样有着爱子女之心，但爸爸的爱是深沉的。只有最理解他的女儿才懂得他爱的价值和意义。多少年来，他很少为我们兄妹几人买吃的穿的，但他无时不在关心着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和进步。每次我们兄妹几人回家探亲在返回工作岗位时，爸爸不管再忙也一定抽出时间和我们谈一次话，从对党、对人民、对工作等方面教育我们一番。爸爸的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上。记得在三年最困难时期，我们全家都在食堂就餐。爸爸要求我们和机关干部一样，共度难关。每天的粗茶粗饭，我这个六七岁的孩子实在吃不消了。有一天中午我央求爸爸，"我也要吃点白面馒头。"因为当时按照爸爸妈妈的级别，国家每天都给他们配备几两细粮，当时的白面馒头就是最好的细粮了。爸爸不但没有同意，反而严厉地批评我说："我们吃点细粮，是党给的待遇，你们没有资格，也没有这个权利搞特殊。"爸爸的话至今记忆犹新，它真真如警钟，时时提醒我、敲打我。他还经常教育我们：不要有优越感、不要靠父母，要自力更生，要努力奋斗，要……。在我们家里，爸爸还给我们订了好多"清规戒律"。比如：不许以他的名义办私事，不许用家里的电话打长途，不许随便坐他的车，不许……。记得有一次，我回家探亲，返回工作岗位的时候让爸爸机关的工作人员帮助买了一张卧铺票。爸爸知道后严厉地对我说："机关的工作人员是为机关服务的，不是为你们服务的，以后自己排队买票去。"当时，我心里觉得非常委屈，也觉得爸爸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多大的事，不就是一张票嘛。可后来，我还是慢慢想通了，爸爸是对的。正是这种严格的教育和要求，才使得我们兄妹五人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堂堂正正做人；才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做事。 我安排不了你     爸爸不仅对子女要求严格，更时刻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虽然身居高位，却从来不搞特殊。几十年来，他从来没有向组织上提过任何要求。"文革"中，由于多次抄家，我家的财产、物品基本被"扫荡一空"。落实政策的时候，组织上决定发给一笔补助费，他坚决不要，说："几十年来，党给予我的太多了，可我对党的贡献太少了。我怎么能向党要钱呢。"爸爸没要一分钱的补助，却把"文革"中因关押欠交的党费一次补齐。在他的办公室里，许多办公用品早已破旧不堪，工作人员按规定多次提出要给他换新的，但他坚决不让，还耐心地说服工作人员要尽量为国家节约一些。他说，我们国家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我们要更多为国家考虑一些，能用的就不要换了。由于"文革"，爸爸的眼疾很重，视力极差。组织上想尽一切办法为他治疗，后来专门在国外为他联系好医院就医。可当他听说要花好多外汇时，说什么也不去了，并对组织上讲，"我们国家还不富裕，等到我们国家医疗水平发展了，能治我的病的时候再治吧。"这么多年来，凡是给爸爸服务过的炊事员、司机、工作人员，一提起爸爸，他们都一致评价说，他是一位没有任何条件，不提任何要求，平易近人，最好照顾的领导。爸爸去世后，我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爸爸的好多内衣都打着补丁。他一生中始终保持着延安的作风，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本色。     爸爸十六岁就离家投身革命，他的亲戚全都在陕西老家农村，那里很苦，他活着的时候他们多次来找过他，希望他在城里给安排个工作。但每次都让爸爸给劝走了。记得有一次，大姑的外孙，一个身高１．８米，长得很结实的小伙子来到家里对爸爸说："我姥让我来找你，在城里安排个工作。"爸爸说："我怎么能给你找到工作呢？"孩子说："你的官大、权力大，你不能谁能？"爸爸说："我的权力是为党工作，不是为你安排工作，再说了，农村有什么不好，干啥干好了都有出息，你回去吧，我安排不了你。"我真的很同情这个孩子。孩子的眼睛里含着委屈的泪水走了。那些前前后后来的亲戚也都走了，带着怨气和遗憾再也不回来了。至今，他们仍然是普普通通的农民。     爸爸去世的时候，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遗产，但他却用自己的行动教给了我们怎样活着，怎样做人，怎样做事。他离去了，他留下遗嘱，把他的骨灰撒在他曾经工作过、战斗过的科尔沁草原，撒在他深爱着、永远思恋的第二故乡。     我知道，爸爸从来不喜欢眼泪，作为子女对爸爸最好的怀念就是继承他的遗志，像爸爸一样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奉献给人民、奉献给伟大的祖国。     亲爱的爸爸，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系内蒙古体育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