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腰板挺直也没有发福，现在的徐守忠和40年前比已经完全是两个模样，那时的他头发还很浓密，一副整洁的青年学生样子。徐家祖辈都是农民，但父亲复员后安置地方工作，徐守忠也开始逐步适应了农村到了城市的过渡。     摘“帽”进法院     10年文革，因父辈而被扣上“白专道路”、“黑五类”帽子的徐守忠和大部分类似家庭出身的同龄人并没什么区别，日子也还算是没什么大麻烦。真正引起人们注意的还是当时刚从内蒙古师范学校毕业的他，因不服对自己家庭的定论和对时世的辩驳又被扣上“为反动家庭翻案的阶级异己分子”、“现行反革命”帽子进了“牛棚”。     如果说历史没有发生改变，那些年的文革生涯也就只能成就了徐守忠的一个悲剧人生。尽管生活的不幸各有不同，徐守忠的幸福还是来得和当年那些苦尽甘来的人们一模一样。     文革结束后，徐守忠被选派到文革受“灾”较严重的商业系统任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人，为所谓“反共救国军”、“特务”等八十余名干部群众提出平反昭雪的意见，自家的冤枉也在此期间得到解决。     1978年，全国恢复公检法后，这个学中国汉语言文学的青年被组织选调到法院工作。     组织指派当律师     “我当律师不是考取的，而是因工作需要组织指派。”徐守忠在这条路上摸索了30年。     文革结束，法制建设万废待兴，公诉，公开审判、律师制度几乎在同步得到恢复。当时律师工作由法院管理，还穿着一身借来的公安制服的徐守忠被组织指派当了律师。     做为恢复律师制度的全国试点之一，内蒙古自治区在赤峰市法院成立了法律顾问处。按照心目中对施洋大律师的景仰，徐守忠写了副“律师应仗人间义”的五米长横幅挂在办公室后墙上，开始了自己的律师生涯。     70年代末，中国的律师接受的案件基本以刑事案件为主，刑事辩护并不收取费用，当时刑法、刑事诉讼法尚在制定之中，刑事审判主要依政策进行。为搞好赤峰市文革后第一次公开审判，徐守忠带着几个人向五十年代当过律师、审判员、检察员的老同志请教，翻阅可资借鉴的书籍资料。     1979年3月16日，刘某自行车盗窃案在赤峰市工人俱乐部大厅公开审判，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凭票旁听，全市有线广播记者到庭采访，市有关领导和检法机关领导到庭指导。首次公开审判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广大人民群众对律师的展现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和支持。在不到一年的公开审判试点工作期间，赤峰市可容纳百人以上的会议室、影剧院、俱乐部大厅几乎都曾被用做公审，广大干部群众旁听热情不减，律师自然也就成为新闻人物。     80年代初期，司法行政部门开始得到恢复，法律顾问处也更名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归口司法局领导，徐守忠也开始分管律师工作。由于“法律顾问处”过去一直隶属于人民法院，人们心目中难免有了一个领导机关的定式。律所成立后，徐守忠按照门框的尺寸做了一个木牌挂在墙上，比法院的门牌要小，不料这在后来一段时间内竟被误认为赤峰所有律所招牌的“法定”尺寸。     “当时我只能在不断的解释中期待变革。”二十多年后的徐守忠说，此时他已经60岁，原先浓密的头发早已荡然无存。     甘当铺路石     1982年，社会的进步让司法建设逐步走向了正轨。徐守忠受有关部门指派，出题考录赤峰地区首批律师，“当时的律师考试和今天相比确实十分简单，报考的人员也以教师等为主，不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已经是司法制度建设的一个重大变革，今天，当年获得律师资格的18名律师经过不断的补充学习现在都已是各个律所的主任。”     随着80年代“严打”斗争的开始，律师刑事辩护业务暂停，徐守忠又被组织调法院从事刑事重案审判工作。严打结束后，自1985年起徐守忠回到赤峰市司法局、政府办公室等做领导工作，兼职律师、政府法律顾问。     “全社会民主和法制意识的提高程度决定对律师的需求和发展。”作为赤峰地区普法办主任，徐守忠历时13年编写教材，宣传法律知识，先后在赤峰市党校、赤峰学院及电大法律专业兼职，从事法学教育工作。     “我国律师制度建设从无到有，从当初组织指派到今天的司法考试，如果说不断学习是律师职业生涯中成长的基础，那律师就是一个国家司法制度建设的铺路石。”90年代，仲裁委员会重组，赤峰市是内蒙古自治区的试点市，从事了多年律师工作的徐守忠被聘为仲裁员、赤峰仲裁委专职副主任兼秘书长。     尽管2003年以来再没有进行律师注册执业，徐守忠对自己职业生涯中最满意的说法还是“我曾经是一名人民律师。” (王长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