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世安

    王昭君是西汉人，纪晓岚是清代人，两位古人相距1800多年，怎么扯到一块儿来了呢？这要从王晓渔先生的历史散文《作为礼物的美女》（载2004年第6期《人民文学·散文特辑》）说起，此文写到王昭君。编者在"留言"里，对这组散文赞誉多多，认为出现了"新面貌"，"新角度"，"新章法"，"说新话"。笔者试图对王文的"四新"，略抒浅见，以就正方家。荒唐的"新面貌""当皇帝宣布自愿和亲者不仅可以成为匈奴的王后，还会被看作汉朝的公主……"作者笔下汉元帝也真逗，明明一道圣旨可以了事，偏偏要玩大奖赛的游戏。耐人寻味的是王昭君仅仅"作为数量不多的'自愿'者之一"。然而《后汉书·南匈奴传》确凿无疑地记载："自愿"者是王昭君，只有她才"请掖庭令求行"。这是分清是非曲直的前提。假定"自愿"者都可以册封"公主"，信而有征，那"自愿"者除了"之一"至少还应该有"之二"吧，所以势必有两位"公主"同时出塞和亲！这岂不是荒唐透顶的"新面貌"？"公主"的称谓，在历代昭君文化的创作中，比如敦煌变文，民间故事，历史小说，历史戏剧里都频频出现。

    粤剧《昭君公主》剧目，最为直露。这些作家、文艺家给昭君戴上"公主"的桂冠，大约是为了提高一个普通宫女的政治地位，与往昔的和亲者相匹配而达到"以美人换和平"的目的。虚构是小说家的权利，不容他人干涉。遗憾的是，历史散文需要过硬的史实，来不得半点虚假。我们没有查检到汉元帝关于重奖的史籍，也没有翻阅到"为数不多的'自愿'者"的具体人数和姓氏的文献。怎么办呢？只有等待王先生赐教了。如此的"新角度"自愿和亲者"不仅可以成为匈奴的王后，还会被看作汉朝的公主，昭君自然会挺身而出，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这就是王先生指出昭君出塞动机的新角度。昭君自愿和亲，历史众说纷纭，从古到今，大抵有以下几种说法：悲怨说；巾帼英雄说；民族大义说；反抗说等等，而"反抗说"到了20世纪成为共识。

    "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后汉书》的这句话既点明了她自愿请行，凸显了追求自由生活的刚毅品格，又揭示了她对扼杀人性的后宫制度的叛逆行动。究其缘由，"积悲怨"是她的原动力。悲是伤心、痛苦；怨乃抑怨、怨恨。压制数年，奔突而出，不可遏抑！她怎么会把"公主"头衔当作"最后的机会""抓住"，"挺身而出"呢？遑论"公主"光环还是空穴来风哩。尽管这个"名位说"是新角度的产物，但是没有可靠史料的证明，只是轻率的断语，贬损历史昭君追逐名位到急不可耐的程度！难道这是对历史的反思和拷问？当然，我们欢迎多角度评价历史人物以求得科学的共识。且看别具一格的"报复说"吧。昭君"想得到汉元帝的亲幸多年不成，就想报复皇帝一下，要求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结果真让汉元帝懊悔心痛了好一阵子"。在这里，既有正史的意味，又有尼采语录的支撑："人的心理活动中报复心理是最强的。"[1]需要说明，这仅仅是作家刻画人物运用的比况手法，仍然要执之有故，言之成理，不是信口开河，子虚乌有，因而录以备考。拼凑的"新章法"应该承认，散文创作中，有时想分清楚作品的材料，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假的，的确是件麻烦事。我想，散文、特别是历史散文，如果也虚构、臆造、思接千载，视正万里，那么，它同小说创作还有何实质性区别呢？众所周知，艺术的不同形式，都有与之想适应的艺术思维。

    跨散文与小说两种文体创作，究竟如何解决两种艺术思维之间相互干扰、摩擦、碰撞、混淆的诸多矛盾呢？看来，仍要重蹈"戏说历史"的复辙，而别无它途？散文的灵魂，说到底就是一个"真"字。真材实料，真情实感，真知灼见，拒绝浮艳虚假，远离天花乱坠，履行道义责任。青年女作家乔叶说得好："不到三十岁，出了七本散文集，有多少真实的东西可写呢？很多都是虚构的故事……写着写着，就觉得散文已经不能满足了，可又不知道该怎样把散文盛放不下的东西给倾倒出来。"（《十月》2005年第2期）如此坦荡，深中肯綮，委实难能可贵！王先生把《后汉书》中呼韩邪临辞大会与臆想的"汉朝的公主"作为奖赏链接起来，还振振有辞地说："直到东汉末年蔡邕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周按：指昭君再嫁呼韩邪长子），在自己的著作里让昭君'吞药而死'，仿佛这样才不会辱没灰姑娘的晚节。"言之凿凿，煞有介事。哪晓得《辞海》已明文认定，《琴操》"传为东汉蔡邕所撰"。王先生将"真人和假事"搅拌起来，如此"新章法"，害得蔡中郎背了黑锅，害得莘莘学子上了大当。无稽的"说新话"最令人无从索解的，是王先生果然"能说出新话"：对昭君诞生地有惊人的发现，下了一个简单的断语，原来她是"一个生于杏花春雨江南的女子"。

    关于昭君的籍贯，过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巫山说"等等。直到20世纪后期，根据历史文献及有关出土文物，专家们认定出生于今湖北省兴山县高阳镇宝村（即昭君村）。至于"杏花春雨江南"，读者自然会联想到陆游的千古名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临安春雨初霁》）如果没有曲解这个典故，那么偌大范围的江南终于点击临安（今杭州），缩小为"杭州说"了！这样，昭君村也就从江北的湖北兴山突然乔迁到江南的浙江杭州，直线距离已接近900公里。王先生不惜立异炫奇，达到了信口雌黄的地步。如此怪异现象，散文大家余秋雨先生的作品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请看："唐代的吕洞宾，成了道家的始祖；明初的沈万三，住进了后人筑造的沈厅；未曾结婚的林和靖，有了妻子和孩子；感佩清帝的金圣叹，成了大明的忠臣……"[2]凡此种种，恐怕桩桩件件都是精心打造出的崭新的"戏说"套路，叫人大跌眼镜。平心而论，倘若有人指责余先生是始作俑者，也未心公平。窃以为，把虚构与史实捏成一团的老祖宗，恐怕要数到纪昀的头上。

    纪昀，清代学者，字晓岚。曾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他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西京杂记》"虽多为小说家言，而摭采繁富，取材不竭。李善注《文选》，余坚作《初学记》，已引其文，杜甫诗用事谨严，亦多采其语。词人沿用数百年，久成故实，固有不可遽废者焉"。这是一段饶有兴味的评骘，认为该书多为小说家言，但是一则摘取材料丰富，二则有李善、徐坚、杜甫的征引，三则工于文辞的人沿用几百年，结论是"久成故实"。换句话说，哪怕是小说家言，时间久远就变成了史实。不过，虚构是小说家的天职，这就很自然地把虚假和真实合二为一。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话不错。我们无意苛求古人，纪晓岚也许做梦都没想到有这么多徒子徒孙"发扬光大"他的由虚变实、由假变真的理念，把历史散文搅得非驴非马，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差错百出，影响众多青年作家，贻误一代莘莘学子。《作为礼物的美女》，文笔流畅，但承袭纪晓岚的偏颇，贬损王昭君形象，不经意间充当了联系两位古人的中介桥梁，殊以为憾。让我们呼唤科学，拒绝浮躁，潜心研究，总结经验，在实践中验证历史散文的创新成果。

    注释：[1]布金：长篇小说《部长家庭》，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2]金文明：《石破天惊逗秋雨》，书海出版社203年版，封面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