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是随同呼韩邪一起前往漠北单于庭的。在汉朝举行的欢送仪式中，昭君举止从容，态度大方。《后汉书·南匈奴传》描述当时的情景说:在呼韩邪临别大会上，昭君容貌丰美，服饰漂亮，使汉宫为之增光、生色!顾影徘徊，使左右为之肃然起敬！
    昭君出塞时所经的路线，史无明文，但线索不难找出。史载呼韩邪单于在宣帝甘露三年 (公元前51年)第一次从漠北入汉之时，汉朝派兵在他经过的七个郡境沿途护卫，并表示欢迎。
    据《资治通鉴》(卷二十七)胡三省注的考订，那七郡就是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而至国都长安。若以当时各郡治所为准，则所经约今内蒙古的包头市、杭锦旗、东胜县、陕西榆林县、甘肃庆阳县，而至陕西西安市。呼韩邪从漠北第--次汉既经由这条路线而来，那末，他在公元前33年入汉及后来偕 昭君返回漠北，也是取道这条路线，是很自然的。
    昭君出塞是不是骑马前行，史未明载。但历代描绘昭君出塞的图画，大都把昭君画成如下的形象，头戴红暖兜 (即后人称为“昭君套”)，身穿红斗蓬，骑着白马，怀抱琵琶。匈奴是"以马上战斗为国"的部族，马是匈奴人的交通和战阵的主要工具，而且适应塞北草原的地理环境，昭君随同呼韩邪单于返回漠北的单于庭时，骑马前行，自属有此可能。北周庾信的《昭君辞应诏》说:“冰河牵马渡，雪路抱鞍行。”唐朝李商隐的《王昭君》诗也说，“马上琵琶行万里”。可见很多诗人都推测昭君是骑马出塞的。
    昭君出塞除了骑马之外，是否也可能骑骆驼?匈奴地区不仅盛产马匹，同时也盛产骆驼。这在《史记·匈奴列传》和《盐铁论·力耕》篇中都是有记载的。因此骆驼也是匈奴人日常应用的交通工具。因而昭君出塞，也不是不可能骑骆驼。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和王介甫明妃曲》中说，“胡雏上马唱胡歌，锦车已驾白橐驼 (即骆驼)，明妃挥泪辞汉主，汉主伤心知奈何！”元曲家张可久在《越调·寨儿令·题昭君出塞图》中说：“……送琵琶三两宫娥。翠车前白橐驼……”。明代民歌中，无名氏《时尚急催玉·王昭君》说:“王昭君出汉宫，……亲去和番，骑着一匹骆驼；一匹骆驼碧蓬碧蓬把都儿在后面赶。”清人吴伟业的《戏题仕女图》中《出塞》一诗也说:“玉关秋尽雁连天，碛里明驼路几千。”这幅画是什么时代画的，吴伟业没有说明，但画面上却是昭君骑着骆驼在沙漠中行走。回溯清朝初年， 漠北的蒙古人前往北京，很多都是骑骆驼去的。根据朝鲜人写的《稼斋燕行日录》的记载，他们在塞北通往北京的道路上，经常遇见骑着骆驼前往北京的蒙古人。可能由于清初骑骆驼在塞外行走的人愈来愈多，故清代画昭君出塞图的画家，便把骑马改画为骑骆驼。
    匈奴人的交通工具不仅有马，有骆驼，而且有车。匈奴人广泛应用车辆作为军事运输和日常交通的工具，在文献中是有明确记载的；《盐铁论·散不足》篇说："胡车相随而鸣"。所谓 "胡车"，就是匈奴车。《汉书·杨雄传》载《长扬赋》说："砰《音奔温》，破穹庐"。也就是匈奴车。匈奴人在汉张掖郡(今甘肃张掖县一带)地区还有专门制造车辆的工场，匈奴人拥有的车辆特别多，往往在作战时，一次损失，为数就达千余辆以上。因此昭君出塞时，是否也可能坐车?北宋政治家王安石说：“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说独无处，传语琵琶心自知”。著名词人秦观说：“汉宫选女适单于，明妃敛袂登毡车”。元代词人张翥也说：“队队毡车、细马，簇拥瘀氏如画。”都是推测昭君出塞时并非骑乘，而是坐车。揆之情理，昭君出塞时，以坐车较之骑乘为接近事实。因为昭君平素深居宫中，何能骤然懂得骑马或骑骆驼?且从汉都长安至漠北的单于庭，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所经沙漠地区，大多“黄云紫塞”“掠地惊飙”，何能象习惯于马上生活的匈奴人那样、可以长期“人不弛弓(不松弓弦)，马不解勒”地奔驰?故秦观、张翥之说虽乏文献可考，但也可信为合理之言。
    昭君出塞时的服饰，《后汉书·南匈奴传》只说她"丰容靓饰"，并没有说及她的服装式样及如何打扮。宋以后所绘的昭君出塞图，都是画家们的主观虚构，而画中昭君的装束和模样，更多的却类似元代蒙古和清代满洲的贵族妇人。在明代的民歌中，也有说"王昭君出汉宫，乔妆打扮，不梳妆，不搽粉，就去和番"的。这自然也是当时劳动人民本于自己的朴素生活而对昭君仪容的一种想象而已。

    (四)昭君出塞的使命

    关于昭君出塞的使命，有人说：“昭君当时处于，在汉朝方面，社会矛盾重重，农民起义已经开始，人民要求和平;在匈奴方面，五单于争立，内部不团结，加之灾害发生，各族的进攻，也是矛盾重重，人民也要求和平。因此，当时汉匈不能不和平，这次和平是通过和亲的方式实现的。”这样说法，容易使人发生误会，以为昭君出塞前，汉匈之间还没有实现和平，直到昭君出塞时和平才开始实现，因而好象昭君出塞的使命是去实现汉匈之间尚未实现的和平。还有人说:昭君出塞，“寄托在她身上的政治使命，是恢复中断了二百多年的汉与匈奴之间的友好关系。”这也同样容易使人发生误会，以为昭君出塞前汉匈之间还没有友好，直到昭君出塞时才恢复了友好的关系。事实上，汉匈之间之由战争转为和平，由敌对转为友好，早在昭君出塞前十八年 (公元前51年)即已实现。及至昭君出塞时，连远走西方与汉敌对的匈奴贵族残余势力--郅支，也已经被消灭了。特别是呼韩邪与汉的关系，不仅早在昭君出塞前十八年已经和好无间，而且昭君出塞前十年还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史载公元前43年 (元帝永光元年)，呼韩邪与汉使者韩昌、张猛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共同盟誓，约定“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盗窃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这当然是十分团结友好的表现。因而昭君的出塞，就不能说是为了实现汉匈两族之间的和平，或是为了恢复断了一百多年的汉与匈奴之间的友好关系”。因此，昭君出塞是汉匈两族已经敢得了和平、团结和友好的结晶(结果)。因而她出塞的政治使命，既不是去实现汉匈两族之间的和平，也不是去恢复已经中断了的友好关系，而只是去把汉匈两族已有的和平、团结和友好的关系进一步予以巩固和加强而已。
    昭君对于自己出塞的使命贯彻始终。她不仅在匈奴生儿育女，安心过着住穹庐 (即毡制帐幕)、被毡裘、食畜肉、饮酪(乳浆)的游牧生活，而且为了最后完成她的使命，不惜忍受一定的委屈，在呼韩邪单于死后，“从胡俗”，再嫁给呼韩邪大阏氏的长子复株累单于雕陶莫皋。本来，匈奴人“父死妻其后母”的风俗，乃是原始群婚制度的遗留。这种风俗，比之汉人的伦常规范，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一种落后的现象，不值得赞扬。因此昭君曾上书成帝，要求归汉。但当这种风俗在匈奴社会仍很流行的时候，作为一个“和亲使者”，如果不能“从胡俗”，那就不仅给予一般的匈奴人一个不良的印象，而且将会给予汉匈关系以不良的影响。因为昭君与单于的婚姻关系，实际上就是汉匈两族的政治关系的反映。当时成帝接到昭君求归的上书以后，所以敕令昭君“从胡俗”，也就是表明汉朝尊重匈奴的凤俗习惯，珍借汉匈关系的友谊，这当然也是一种友好的表现。昭君深深地体会到汉朝的这个旨意，故她接到成帝的敕令以后，便打消归汉的念头，以汉匈友谊为重，不借打破汉人传统的伦理观念，忍受“子蒸其母”(虽然不是亲母)的委屈，继续履行她的使命，以成全汉匈两族的团结友好事业。从她这种行为的良好效果上，也可以。反映出她在初出塞时的纯正的动机来。
    在汉代的女子看来，出塞原是一件不寻常的事。高帝刘邦时，为了争取汉匈关系的和平，曾依刘敬的建议，打算把他的女儿长公主鲁元嫁给冒顿单于以和亲。吕后日夜哭泣说，“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武帝时，为了联络乌孙共同抗击匈奴，曾把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嫁给乌孙王昆莫。可是细君因为不惯于其他民族的生活，整日悲愁，愿当黄鹄，飞回故土。史载细君自作歌曰：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今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今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这种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情绪和表现，比起昭君那种慷慨和气魄来，真是有天壤之别了。
    这应联系到昭君和细君的阶级出身。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载，昭君是“良家子”出身。所谓良家子，据《史记·李将军列传》“索隐”引如淳注，谓“非医、巫、商贾、百工也”。既非医、巫、商贾、百工，同时又非官宦人家女子 (史书上没有说昭君是出身于官宦人家)，那末如果不是出身于农家，最少也是平民的子女，总之是自食其力的人家的子女吧!这样的出身，对于她的性格的形成，不能说没有关系。而细君的表现，也不能说与她出身于贵族家庭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