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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婚礼》，如今作为蒙古族民族歌舞和民俗风情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节目，已风靡草原，传到全国。那动听悠扬的歌曲，优美豪放的舞姿，华丽独特的服饰，特别是那贯穿其中的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婚礼仪式，情节曲折，情思深幽，再现着草原上久远而优美的传统，表现了蒙古族人民对生活的炽热情感和豪爽、善良的性格，她打动了无数观众，经久而不衰。
这个优秀的歌舞节目是在什么背景下、何时产生的，是许多人曾经问到的一个问题。我的一位老朋友、内蒙古著名的文化学者郝诚之先生近年来一直关心和追踪这个问题，去年，终于“追查”到我，并一定要我把所经历和所知道的情况写下来。他的“不依不饶”甚至写在２００８年元旦，给我的新年贺卡中：“不知何故，您电话中告我的关于鄂尔多斯婚礼的史料一直没收到，再慢也不应跨了年，特告。我还在顾盼中。”于是，我无法推辞，翻箱底，找材料，将所能忆及的一些情况写了下来。
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我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工作了整整十年。１９７５年恢复党政机构后我担任旗委宣传部副部长。由于工作关系和我个人所学专业的驱使，我较多地接触了当地的民族历史与文化，开始注意收集和积累一些资料，对断断续续听到的关于鄂尔多斯婚礼的一些片断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资料为我以后从事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研究打下了一定基础。这期间，有两位当地的蒙古族同志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多帮助。
一位是当时的鄂托克旗乌兰牧骑指导员热喜同志。热喜同志在当时就是一位文化名人。“文革”前；他曾率领鄂托克旗乌兰牧骑到北京汇报演出，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并到全国巡回演出，热喜还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介绍鄂托克旗乌兰牧骑的先进事迹。“文革”中乌兰牧骑和热喜同志都受到冲击而被迫停止活动。７０年代初内蒙古军管后，支持热喜同志将乌兰牧骑重新组织起来，下到牧区演出宣传。当时，我和热喜同志工作联系较多。我知道，热喜同志是鄂托克旗乌兰牧骑的灵魂。热喜还特别熟悉当地蒙古族的民风民俗，８０年代我离开鄂托克旗后，他还邀请我回去，专门参观过他参与主办的蒙古族民俗器物展览。他是一位真正的蒙古族民间文化人。
另一位是当地的蒙古族曹纳木同志，他当时担任旗翻译局局长。曹纳木同志虽然学历不高，但他长期从事蒙汉文文件报告的翻译工作，更难得的是，他坚持多年进行对比利时蒙古学学者阿莫斯太汉名田清波法文著作的对译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他将田清波对鄂尔多斯调查研究著作中用法文字母的发音拼写成当地蒙古语的地名、词汇等对译还原为蒙古语，业已出版。曹纳木对当地蒙古族文化、民俗也十分熟悉，经常被邀请作为当地蒙古族各类祭祀活动的主祭人。前几年当他从鄂托克前旗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务上退下来后，自己出资办起了一个“曹纳木书阁”，即一个小型图书馆，收集了不少蒙古学的蒙汉文图书资料，供群众借阅。２００５年８月我和爱人汤晓芳专程去鄂托克前旗访问了他的书阁。
１９７８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即使是在基层工作，也明显感到，人们开始从“左”的思想禁锢下慢慢地觉醒。当提到被“文革”破除了的当地蒙古族传统的婚礼仪式时，许多人充满了留恋和惋惜。对于我来说，鄂尔多斯婚礼既神秘，又有诱惑，总想知道个究竟，想作一次深入地调查。大约是在１９７９年上半年，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热喜和曹纳木，我想他二人一定对传统的婚礼知道得很多，而且乐意向我介绍。果然，我们一拍即合。我便在热喜简陋的办公室里，在曹纳木家的炕头上，向他们询问着、记录着。他们二人不愧是蒙古族民俗专家，对鄂尔多斯蒙古族传统婚礼的情节、仪式、服饰、人物关系、祝辞歌曲等了如指掌，记得清清楚楚，这使我喜出望外。但在采访中遇到的一个难题是，热喜和曹纳木虽然能将传统的鄂尔多斯婚礼中的祝赞辞和双方的对词用蒙语流畅地说出来，但在忠于原意的基础上用汉语来表达却很困难，我想将其改编为汉语诗歌的形式，又难以把握原意。就在此时，在盟委宣传部工作的宝锁同志到鄂托克旗下乡，他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学院，蒙汉文兼通，我即请宝锁同志参与这项工作。我俩在当时鄂托克旗招待所简陋的平房里，将由我执笔写成的调查材料一段一段地研究，特别是对其中的祝赞辞和对词搞清原意，改写成汉语诗歌的形式，力求体现原味。有时招待所停电，我俩就点起蜡烛加班。稿子写成后，又与热喜、曹纳木共同通稿，终于写成了一篇较完整地介绍鄂尔多斯婚礼全过程的稿子，起名《漫话鄂尔多斯婚礼》，署名是我们四人：热喜、曹纳木、宝锁、宇宁。“宇宁”是我当时用的一个笔名。用打字机打成后油印了若干份。幸好这份最早的油印稿在我的书箱里还保留了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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