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阔美丽的鄂尔多斯草原，自古以来孕育了丰富多彩的草原文化，从元代的《白史》到明清时候的《蒙古源流》《黄金史》《因果明鉴》《智慧明灯》《宝石佛珠》等著作，都是由这块土地产生的宝贵财富，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今天，多种文化的融合碰撞，多民族作家的交流汇集，又再一次催生了鄂尔多斯文学的奔突，时至今日，不能不引起文学界认真的关注。     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追问，造就了鄂尔多斯文学在新时期的超越。天高地远的独特自然环境，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文化交融，使新时期的鄂尔多斯作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保持着冷静而独特的文学思考，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在这块土地上的多民族作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将笔触伸向了人与自然、人的内心及生命意识的叩问。阿云嘎《黑马奔向狼山》与肖亦农的《孤岛》可以说表现了不同时期但同样沉重的思考。肖亦农笔下的黑驴竭尽全力保护了人类，最后却被孤零零地抛弃在恶化的滔天冰湖之中，而阿云嘎的黑马在极力企图亲近人类反倒处处受到伤害之后，不得不绝尘而去，奔向天敌群居的狼山。甫澜涛的《紫山岚峡谷》用一个孩子来受扭曲的童心和善良的目光，批判了人类对生灵掠夺侵害的丑恶。正是这些作品，让我们进一步意识到，人类日益增长的人口和消费水平对自然造成的严重破坏，我们享受着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快感，越来越忽视自然界的本来存在，不去尝试知道整个地球的生命支撑系统正处在压力之下。当人类抛弃了“老黑”和“黑马”的同时，其实也正是在抛弃人类自己。从世界范围来说，２０世纪的８０年代之前，文学批评的论争，多因“冷战批评”的语境而出现，即把焦点集中于人类创造力、人类力量和人类社会关系之上，而２１世纪的文学批评，在更大范围来说注意到了“全球变暖批评”，即自然界不再认为是被动、有序和驯服的，而是有生命的、既不能完全控制同时能灵敏应对人类的无知的。而某种特殊的文学语言的使用，或者能将我们重新与自然界联系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阿云嘎等鄂尔多斯作家超越了一般的社会价值审视，而将目光投向了更为深度的人类生存背景，从而使其作品产生了更加耐人寻味的文学价值。     与之相应的是，除了外部世界之外，人的内心世界同样是一个极为复杂甚至无限的宇宙，布林在《蔚林花》《不死铁木尔》等作品中，一步步进行着传统小说的解构，他以一种具有灵性的草原书写表达了人性乖张多变的特性，乌雅泰的《沙原夜话》用一种别出心裁的自言自语，剖析了一个人欲望与理智的种种冲突。莫·哈斯巴根的《美丽的Ｔ》更为直观地将欲望化作了心魔，人与金钱、性、权力等日益膨胀的心魔之间，展开了肉搏式的亲密接触与残酷厮杀。张秉毅《我和我的羊群走过四季》通过人与羊的相伴，感觉到人性的回归。人性的多样化和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度开掘在鄂尔多斯作家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我们还应注意到，鄂尔多斯作家在文本上的相对无拘无束，他们是以神的方式“我们以我们的形象造人。”如同广阔草原上奔驰的骏马，他们有的狂放恣肆，有的简洁明朗，有的神秘华丽，充分展现了鄂尔多斯土地所具有的丰厚民族文化积淀，以及多民族作家各自不同的风采。在当今日益城市化并全球化的社会与文化空间之中，如何审视自身，文学艺术正尝试着一种新的认知，以把我们当下的生存体，与新的全球文化和社会网络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势下，许多难以置信的文化实践方式正在不断产生，而带着草原气息的鄂尔多斯作家显然有着他们独特的创造。     正是这一切，在文学世俗化不可避免地来到我们身边时，我们备加惊喜地感受到了鄂尔多斯文学的独特魅力和不可忽视的文化价值，它或许可以视作一个区别于具有笼罩性文化的具有一定差异性的文学符号，是苍茫草原吹向都市的一股清风。但正如一些评论家所看到的，我们还需对鄂尔多斯文学做进一步整体性的思考，而鄂尔多斯作家也需进一步清醒自己所站立的位置和力量所在，以期产生更多的精品，共塑中国文学的缤纷多彩。（叶梅　作者系《民族文学》杂志社主编）